余虹的死是偶然中的必然，尽管突如其来的死讯有些让我悴然不及。几天前，笔者与西南交通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聊起余虹的死，她的某些看法也在悄然印证着笔者的某些观点。

　　余虹也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兼职教授，曾经来给他们上过关于海德格尔及尼采的课，她回忆，余虹给人的印象很阳光、健谈，丝毫看不出抑郁的症状在里面。而余虹死后，中国人民大学对此三碱其口，媒体及社会对其死因的猜测多集中在精神、心理、哲学等领域，或引用其博客中的文字与王国维比拟，或与诗人海子类比，以近乎于圆满的美学解释和哲学意蕴对其进行意象化的总结。

　　在笔者看来，这些未免偏颇。

　　从余虹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余虹曾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其前妻曾经有过一次自杀，这也无形中给予了他一定的心理暗示；从余虹在其经历中刻意隐瞒“咸宁师专”这一名称的行为，以及“脑袋凸顶后经常戴着一顶帽子”上，又可以闪现出他“内心自卑、苛求完美、具有文人的脆弱与敏感”的病态倾向。

　　余虹经历甚多，职业和地域的变动也较为频繁，这种频繁的颠簸流离又会使人难以建立一种稳定的平和心态和对世界较为稳固平衡的看法，从而产生人生如浮云之惑。虽然在2000年底以后他一度兼任过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但其人生的上升幅度到了后期已经趋缓，尤其是自200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虽然在学术中的声誉及成就不蜚，但在行政职务上仍然处在较低的层阶，只是高校里众多教师中的一名普通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重要性、份量与之前相比相对降低。

　　这一点也可以从余虹授课时被学校教务处突击检查中得到验证，显然以“意识形态标准”考核教职工的教务处对余虹很是不满。余虹授课时试图从“有神论”的角度去启发学生们进行思考，尽管这是他的自由，甚至当他看到教务处的人突然进入他的课堂，他对他这种教学的启发方式也闪过一丝迟疑，他显然明白在课堂上公开鼓励有悖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有神论思考”将会引起什么后果，但是他还是颇有些自慰似地在内心里说服了自己，继续按照他既定计划讲了下去，一个纯粹知识分子的迂腐在他身上表现了出来。

　　结果不难预料，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对他很不满，后续的处理让余虹很痛苦。在此笔者绝非有意诱导读者，将罪责推向中国人民大学教务处或者那种意识形态化的考核方式，何况笔者至今也尚未掌握到确凿的证据。只是，众所周知，余虹的死因尽管是长期郁积的结果，但悴然而死还需要一个诱因，这种时间接近的巧合性难免会让人起疑。

　　这也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余虹的处境：在中国人民大学，他活得或许并不像看起来的那般如意。

　　笔者接触过为数不少的学者，生活上大多是小富即安。尤其对尚不怎么热销的哲学教授来说，哲学本身很难从经济上或市场上得到多少收益，从事哲学工作的学者并不很宽裕，如若再送上一个孩子出国留学，那基本会把一家人半生的积蓄砸进去，甚或还要抵押贷点款。

　　从余虹的经历上可以看出，余虹离过两次婚，从法律上而言，其个人财产应该曾经被分割过两次。一个大学教授的收入是个明白帐，而且北京的消费并不低，尽管笔者明白，余虹教授是位很优秀且很令人尊敬的学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去很多大学兼职，或为“传道授业”或为“挣钱养家”地在全国疲于奔命。事实上，从余虹的经历上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出，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四处奔波。

　　人到中年以后，对很多人来说，生活就像一个无穷无尽的幻影，“压力、疲惫、厌倦以及无休止的重复”就会叠加成一道人心深处的组合墙，将一个人深深桎梏。对于一个心地敏感、思维敏锐的文人来说，给予他生活绝望的每一次重击，并非是外在力量的强大，而是其内心的愈加脆弱。每一次生活的挫折、失意与焦虑都会郁积起来，使其不断降低抗压的心理阙值，并逐渐逼近心理崩溃的临界点。长期的抑郁不但会枯竭一个人内心里对于阳光的渴望，而且会进而造成外在身体机能的损害。朝50岁上走的的余虹开始脱发、抑郁，又犯了胃病。

　　余虹是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但他所研究的尼采，并没有给予他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激情和力量，相反却是叔本华式的人生悲剧。当一个人不能从爱中汲取到能量时，他只有转而依靠自身内心力量的强大来抵御外在的困扰。然而经过长期身心折磨、孤独单身的余虹尽管表面很阳光洒脱，但他的内心已经很脆弱。这也是一个人的人格与精神世界分裂的特征之一，这些笔者从余虹的友人叙述中得到了验证：余虹在好友面前常常突然就流泪不止，怎么劝都劝不住。

　　余虹的死也在于他是一个睿智的思想者。在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常识、经验、科学、哲学、道德、艺术、伦理”中，余虹是一个典型的感性人，（尽管也不乏哲学思辩的理性）他同时既是一个美学艺术的思维者，也是一个哲学的思维者，而这种思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用一种完全的科学理性思维去解构和建构一个全新的客观世界和内心，而是它在用艺术和哲学的方式去颠覆并建构一个非理性方式的世界，方式与程度把握不好，便会混淆哲学、艺术所研究的领域和日常世俗生活的界限。这种方式常常使一个人在哲学、艺术、文学领域里走得越深，同时也就在世俗的生活中陷入的绝望就越深。

　　余虹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或许还难免有着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些许自恋。他是一个不乏感性和艺术思维的学者，艺术性的思维具有终极性的趋向，这是一种始终朝着完美无缺、十全十美的趋向，对于哲学的反思与追索、对于艺术的苛刻若是分寸处理不当，极容易转变成对自身主体的苛刻，尤其内化成对思想内容、思维方式，甚至是身体、外貌的苛求完美。实际上，前面笔者曾经提到，余虹的脱发及外貌因年龄的因素而逐渐失去其应有的光泽，这种缺憾更加加重了他内心的敏感、自卑和脆弱。

　　至今尚难以断定余虹是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至少可以推测，余虹不是一个坚定的有神论者。一个在无神论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又经过思辩哲学的洗礼，接受有神论并不容易。事实上，若是余虹真的接受了有神论，无论他信仰的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至少内心里的神会给予他力量，让他的心灵有所慰藉和释放，或在绝望的现世中期盼能有所改观的来世。然而恰恰他从“形而上”上对于这个世界已经看得太透，也很难再去相信神，自然诺亚方舟始终没有出现，神也拉不住他坚定赴死的心。

　　余虹受到的外界困扰、压力和绝望太多；而在大背景的叙述下，余虹的态度与王国维又何曾相似：“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对于社会环境充满着悲观主义的色调；爱已消失、世界和将来也无所希望，余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尽快求死。

　　求死也是一种勇气，尽管消极，而在古西腊的哲学世界里，死亡更是一种回归。余虹以这种决绝的态度向这个社会做出了一个回答，这也是一个内心悲凉、绝望的知识分子所能采取的最后一个抗争方式。



　　由于缺少历史的积淀，深圳的文化基础也较为薄弱。与苏州的小家碧玉、成都的雍懒华贵、北京的从容大气相比，深圳更象一个清纯的孩子，一个需要雕刻、打磨和塑造的石头。深圳是清纯的，也是苍白的。

　　这座城市的年龄不过二十多岁，人口结构单一，低龄化、移民化比重大，生活节奏快、生存竞争激烈，人们来自全国各地、流动快，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比较冷漠。人口群体的特点决定了深圳是“飘一族”的城市，由此也带来后现代主义与多元化的信仰危机。

　　我有一个朋友，来深圳已经八年，八年的时间里，他做过业务员、区域经理、公司老总，曾经最穷的时候一天喝一碗稀饭，饿得眼冒金星；在深圳8年里，他被偷过几部手机，被抢过一次（挨打没挨砍），曾经搞过N次一夜情（在乙级医院体检过，没染上病），也嫖过娼（幸好没被抓过），也到贵州去给失学儿童捐过款，为了赚钱蒙过别人也被别人坑过（只够拘留不够判刑，一直无人告）。如今在深圳已经买房买车，有了深圳户口，做着一家公司老总，基本稳定下来。

　　这种从底层苦孩子爬起来的奋斗故事在深圳并不出奇，因为在深圳每个人的故事都够写一本书。出奇的是，在深圳，他也偶尔会迷路，走在路上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回头（怕被抢），陌生人问路他一声不吭扭头就走（不学雷锋），向他借钱想也别想（肯定一个子也借不到）；但陌生人得病捐款他每次必捐；在深圳，他没有知心朋友，却常常对老家的老同学、铁哥们念念不忘；一直未结婚，却见了一个又一个女孩子，见得越多就越感觉深圳的女子靠不住，就越不敢结，但内心结婚的热望却愈加强烈。

　　就这么矛盾的一个人，在别处可谓奇怪，在深圳却比比皆是，大家心照不宣。

　　我相信，在深圳，每一个人都是在烈火的烤炙中煎熬，在我初来深圳的两年里，每爬上莲花山顶一次就会绝望一次；这个城市给了你希望的同时，也给了你绝望。

　　每一个曾经在深圳停留过的人，几乎都曾经被“安全感、孤独感、成功的期盼”所困扰过，浮躁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价值超越道德，欲望高过信仰，激情多于理性。然而在“恐惧、厌倦”时刻形影相随下，在深圳人的心中，对于真爱与真理的希冀与谨慎追求一直并未曾泯灭。

　　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展现出了现代深圳人在“解构神圣信仰、消解非神圣信仰”的双重背景中，所拥有的“打破一切”后的迷茫与失落心态。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表现特征，这种特征在美国战后的“反战、坠胎、吸毒、嘻（雅）皮士、行为艺术、性解放、狂躁摇滚”中都有过集中表现。几十年后，它如期来到了中国，率先在深圳上演。
　　基督教哲学之父安瑟尔谟曾说，“信仰寻求理性”，他调和二者，承认理性，但更倚重信仰。人的幸福与和谐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另外一个是内在。外在的形而下，需要理性；内在的是形而上，需要信仰与精神支撑。

　　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认为社会仅仅靠“绝对命令”是不够的，在此之外，还需要三条道德公设，即“灵魂不灭”、“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尽管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却让我们在文化虚无主义、避世及混世主义的折磨中，寻觅到一些“元话语霸权”之外的解药。

　　深圳人的落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肤浅、浮躁、物欲、成功”之外，每个人，还需要一些宁静、一些放弃、一些坚持。叔本华说，“因为痛苦，所以活着”。活着并非为了基督教义中的救赎，但每个人都须自救，每一个人的内心，或许都心存绝望，但我们也只有在绝望中去寻找希望。

　　越战经典《天与地》中女主人公黎里的父亲即将去世前告诉她，“别问对错是非，这种问题很危险。心中存善，即为是。你去爱你所爱的，即可单纯度日，同情心自然孕生……”

　　此片结尾时黎里回到了她阔别多年的越南，“我回家了，但家变了。我将永远活在两者之间。我命中注定将活在天地之间。抵抗天命，必将守苦。接受天命，福乐自生。我们有的是时间，重蹈覆辙，但是改过迁善，一次足以。而我们终能听到般若之歌。用它来斩断复仇的锁链。此刻，你就能在内心听到，自打从你出生的一刻，灵魂就一直咏唱的这首歌。如果和尚说得对，万般皆有因，那么受苦将赐我们更接近神，神教导我们，软弱时要坚强，恐惧时要勇敢，迷惑时要明智，抓不住的就要放手，永久的胜利在心中赢得，而非在一片土地上。”

　　来自于佛教教义的句子可以给我们另外一种启迪，每一个深圳人的困惑源自于内心，而它的解决不在深圳，也不在这一片土地上，它在且只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无论如何，罗曼·罗兰的话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它。”





　　本文2007年7月发表于《深圳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