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少历史的积淀，深圳的文化基础也较为薄弱。与苏州的小家碧玉、成都的雍懒华贵、北京的从容大气相比，深圳更象一个清纯的孩子，一个需要雕刻、打磨和塑造的石头。深圳是清纯的，也是苍白的。

　　这座城市的年龄不过二十多岁，人口结构单一，低龄化、移民化比重大，生活节奏快、生存竞争激烈，人们来自全国各地、流动快，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比较冷漠。人口群体的特点决定了深圳是“飘一族”的城市，由此也带来后现代主义与多元化的信仰危机。

　　我有一个朋友，来深圳已经八年，八年的时间里，他做过业务员、区域经理、公司老总，曾经最穷的时候一天喝一碗稀饭，饿得眼冒金星；在深圳8年里，他被偷过几部手机，被抢过一次（挨打没挨砍），曾经搞过N次一夜情（在乙级医院体检过，没染上病），也嫖过娼（幸好没被抓过），也到贵州去给失学儿童捐过款，为了赚钱蒙过别人也被别人坑过（只够拘留不够判刑，一直无人告）。如今在深圳已经买房买车，有了深圳户口，做着一家公司老总，基本稳定下来。

　　这种从底层苦孩子爬起来的奋斗故事在深圳并不出奇，因为在深圳每个人的故事都够写一本书。出奇的是，在深圳，他也偶尔会迷路，走在路上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回头（怕被抢），陌生人问路他一声不吭扭头就走（不学雷锋），向他借钱想也别想（肯定一个子也借不到）；但陌生人得病捐款他每次必捐；在深圳，他没有知心朋友，却常常对老家的老同学、铁哥们念念不忘；一直未结婚，却见了一个又一个女孩子，见得越多就越感觉深圳的女子靠不住，就越不敢结，但内心结婚的热望却愈加强烈。

　　就这么矛盾的一个人，在别处可谓奇怪，在深圳却比比皆是，大家心照不宣。

　　我相信，在深圳，每一个人都是在烈火的烤炙中煎熬，在我初来深圳的两年里，每爬上莲花山顶一次就会绝望一次；这个城市给了你希望的同时，也给了你绝望。

　　每一个曾经在深圳停留过的人，几乎都曾经被“安全感、孤独感、成功的期盼”所困扰过，浮躁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价值超越道德，欲望高过信仰，激情多于理性。然而在“恐惧、厌倦”时刻形影相随下，在深圳人的心中，对于真爱与真理的希冀与谨慎追求一直并未曾泯灭。

　　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展现出了现代深圳人在“解构神圣信仰、消解非神圣信仰”的双重背景中，所拥有的“打破一切”后的迷茫与失落心态。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表现特征，这种特征在美国战后的“反战、坠胎、吸毒、嘻（雅）皮士、行为艺术、性解放、狂躁摇滚”中都有过集中表现。几十年后，它如期来到了中国，率先在深圳上演。
　　基督教哲学之父安瑟尔谟曾说，“信仰寻求理性”，他调和二者，承认理性，但更倚重信仰。人的幸福与和谐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另外一个是内在。外在的形而下，需要理性；内在的是形而上，需要信仰与精神支撑。

　　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认为社会仅仅靠“绝对命令”是不够的，在此之外，还需要三条道德公设，即“灵魂不灭”、“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尽管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但却让我们在文化虚无主义、避世及混世主义的折磨中，寻觅到一些“元话语霸权”之外的解药。

　　深圳人的落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肤浅、浮躁、物欲、成功”之外，每个人，还需要一些宁静、一些放弃、一些坚持。叔本华说，“因为痛苦，所以活着”。活着并非为了基督教义中的救赎，但每个人都须自救，每一个人的内心，或许都心存绝望，但我们也只有在绝望中去寻找希望。

　　越战经典《天与地》中女主人公黎里的父亲即将去世前告诉她，“别问对错是非，这种问题很危险。心中存善，即为是。你去爱你所爱的，即可单纯度日，同情心自然孕生……”

　　此片结尾时黎里回到了她阔别多年的越南，“我回家了，但家变了。我将永远活在两者之间。我命中注定将活在天地之间。抵抗天命，必将守苦。接受天命，福乐自生。我们有的是时间，重蹈覆辙，但是改过迁善，一次足以。而我们终能听到般若之歌。用它来斩断复仇的锁链。此刻，你就能在内心听到，自打从你出生的一刻，灵魂就一直咏唱的这首歌。如果和尚说得对，万般皆有因，那么受苦将赐我们更接近神，神教导我们，软弱时要坚强，恐惧时要勇敢，迷惑时要明智，抓不住的就要放手，永久的胜利在心中赢得，而非在一片土地上。”

　　来自于佛教教义的句子可以给我们另外一种启迪，每一个深圳人的困惑源自于内心，而它的解决不在深圳，也不在这一片土地上，它在且只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无论如何，罗曼·罗兰的话告诉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它。”





　　本文2007年7月发表于《深圳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