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时间和阅历的沉淀后，那一批曾经意气风发，扬言要“将马克思打回妖形”的人群逐渐沉寂下来，摩罗扎进了党妈妈的怀抱，王怡跪倒在耶稣基督的脚旁，而范美忠则一路狂奔进“庄子”家的死胡同里——寻回“轴心时代”。他们曾经反体制、反马列，反一切违反人性的禁锢，向往自由民主，“理性”、“自然法”、“启蒙”、“人权”等与一切宏大叙事相关的舶来词随手拈来，这么一群曾经自诩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曾经高歌凯旋，占领一个又一个道德至高点，然而却又在精神自我蜕变的洗礼中，在历史的某个节点上选择分道扬镳。

　　抛却个体的特殊之处，不同的生存境遇并不能完全解释每个人的选择趋向，就像晚清以降，西风东渐之时，改良与革命的纠葛，东方与西方的彼此进退消长，现代与传统的迂回渗透，每一种可能性的背后都有着无数的偶然与马后炮式的必然作为合理解释的充分依据，但每一种解释所努力靠近的或许只是最大公约数，而不是绝对真理。


　　从微观上而言，范美忠的个案“回归”，同样经历了他“痛苦的十年”——出版完一部鲁迅的研究著作之后，8年没有写过一篇像样的文章。而8年之后，范美忠从古纸堆里找到了他心灵的信靠，那些他认为的道德原点最终成为了他精神的力量：他相信未来中国也会经历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经世致用的实用论似乎又在心中抬起了头，正如一个以士大夫精神为指引的传统知识分子，很难从根本上摆脱“立德立言”和“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一样，循环的悖论又在一个个体身上重演。



　　一、谋面



　　第一次与范美忠谋面是在王怡家里，那时范美忠在网上被骂成了臭狗屎，还被冠上了“范跑跑”的名号。王怡也因“排郭事件”面临道德危机，彼此心有戚戚焉。凑够了一桌麻将的人头，“小伙伴们”就天南地北地海侃，具体内容已记不大清，范的能言善辩倒是印象深刻。第二次移师到范美忠家里，如今已过去大概六、七年的时间，只能记起他的一句自我解嘲“朋友说我早晚都要出名，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


　　汶川大地震的“先行抢跑”之举，多少还是给范美忠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小波澜：范美忠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始终是“状元”专业户，其就读过的学校均把范美忠的照片高高地悬挂在校史馆或者类似的成就栏里（被其骂过的北大除外)， 范美忠变成“范跑跑”后，据范美忠的侄子说，范美忠的照片大多享受了烈士待遇——撕下来丢了。


　　6月15日下午，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个茶馆里，再次与范美忠相见。与几年前在“道德大审判”中不甘矮化而又急欲辩解的形象相比，范已沉稳很多，只是偶尔的话语才会显露出他极力隐忍的不羁个性，当然这些话语有时听起来会稍显突兀：“马克思根本就不懂哲学”、“北大历史系的老师都是垃圾！” 为了能继续深入聊下去，笔者就当这些话是真的好了。


　　笔者相信，范美忠实现了他内心里的真正回归，这不仅体现在其言必称庄子，他还在成都郊外的“三圣乡”参与主持“参圣书宴”（爱好哲学的业余玩家常去的窝点），还到一家毗邻美领馆的西洋学堂讲授现当代文学和西方哲学，他自诩在研究道家尤其是庄子上“不敢说顶尖的”至少也是“数一数二”，有时他还捎带做个比较，“日本的那个（学者）不如我”。话毕，他手掌一挥，坚定而有力！

　　作为专业级书虫，在这几年间，范美忠自称买了两万多本书，大多看个大概，看完就扔。至于是否一天看10本还是20本就不得而知，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副产物经媒体报道后变得众所周知：书店老板每次看见他，兴奋得嘴巴都裂到了后脑勺。

　　这几年间，作为具有极大争议性的知名人物，范美忠仍不能免俗地结婚、生子、买房，亲自吃饭上厕所，生活轨迹一如既往，虽然始终“无证裸奔”，（教师从业资格被教育部吊销） 但仍以类似乡村游医的变通身份顽强战斗在教学第一线，前段时间表示要从光亚学校辞职，几经校方挽留最终又留了下来。无他。



　　二、更新



　　从一名以自由主义为拥泵的知识分子，过渡成庄子的门下走狗，对范美忠而言，经历了漫长的十年，范美忠把这种显性的倒退理解为成熟的自我更新。不难理解，从理论上追根溯源，自由主义追溯到自然法就戛然而止，启蒙运动本身不仅在于对传统历史的彻底否定，也在于对自身本质属性的一次完全抛弃，其实也陷入了另外一种蒙昧。然而，或许范美忠始料不及的是，无论是激进的普世论者，还是一名复古的道统论者，可能他们都没有亲身的、长时间的西方体验，甚至很多人从来都没去过欧洲或者美国。他们所选择吸收的知识都是经过过滤后的二手信息。他们从热情拥抱自由到厌弃西方价值观，这都建立在一个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怀疑的知识论上，无论走向马列还是老庄。自然两者之间的过渡也并非鸿沟，这本身也是一种遮掩和自我蒙蔽。


　　王怡选择了宗教，宗教在知识体系、逻辑建构上构成了一个封闭循环的话语系统，这不仅在起源上给了他终极的答案，也在社会学、政治学等意义上给了他现实的回应。从达尔文主义到改革宗，宗教革命后，基督新教给予了一个人足够的话语空间，当然也有助于在当今中国理论界建立个人的话语权威，这种选择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既非天主教，也非佛教，至今，选择者的动机令人生疑。与此相比，范美忠倒是真诚得多。


　　范美忠选择了从经史典籍中寻找答案，回归到传统的文化复古主义的路径上来，他将“道”作为本质起源，类似马克思认识论上的精神或者意识，从老子、庄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新儒家”，范美忠一路走来，他从文化上找到了“答案”，从哲学上找到了“依据”，在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上摸到了些门道，但并不成熟，如若不借助其他的方法论，解释就陷入了困境。


　　马克思主义可以胜任解释“羊吃人”，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到20世纪中叶，马列从政治经济学到文化哲学都提供了一种新的整合方式，尤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又提供了成功样本。“两个凡是”之后，在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上，又达成了暂时的“二次结合”，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技革命、金融信息的兴起，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化的出现，又再次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稍显局限的理论根基，简单的阶级划分，粗糙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解读，都难以支撑当今和未来的世界图景，并从根本性上动摇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终极目标。这也给多种思潮并存提供了契机。


　　如今既是一个欲望与物质主义盛行的单极，也是一个在文化哲学、历史观与思想领域交相渗透融合的多元硝烟战场，传统文化复古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文明等话语体系交织，在共同争夺解释中国历史、以怎样的面目迎接未来的问题上混战一团，传统的自由主义阵营也在沉淀中逐渐走向分裂，或基于学术的追求由表及里追根溯源，或基于内在的信仰召唤由内及外演进更新。有人退出自由主义阵营投向了基督新教，有人则从基督教转投佛教，也有改投马列，而范美忠选择了传统文化。

　　（对话内容请联系作者进一步查阅）